我坐在这熟悉的小屋里，一分一秒地想着以前的那些事。我真想抛开这一切烦恼，躲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去。可我手里没有一分钱，还有个需要照顾的孩子，我又能去哪里？而且，没有是非纠缠，没有烦恼痛苦，那样的地方，真的有吗？'

李兰是唯一一个人在郑州却只能电话采访的倾诉者。她打来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在赶一个稿子。她说：“我这会儿正在班上，可是我觉得，如果今天不打这个电话，我真的就要憋闷死了。”李兰说她白天要上班，晚上要带孩子。有了外遇的丈夫已经半年不回家了。她现在在一家私人超市上班，没有节假日。八百元的工资要交房租，给儿子交托费，还要负担他们娘俩所有的开支，她真的不敢请假，怕再丢了这份工作。我让她放下电话，用家里的电话给她打了过去。我想给她省点话费，虽然我也知道，这样的安慰，对内心千疮百孔的她来说，也许根本就是轻描淡写。

我的丈夫已经半年不回家了。恩断义绝的他离开了我和三岁多的儿子，和另一个女人住到了一起。我不知道，曾经一起经过那么多艰难的我们，怎么就走到了今天的地步。我和他都来自黄河北的一个小村庄。小时候一块儿上学，高中毕业，我俩都没有考上大学，就一起来到郑州打工。

在举目无亲的省城，根本没有稳定的工作等着我们。我们只有跑业务，摆地摊，反正什么挣钱就做什么。繁重的工作之余，他还参加了自学考试，并坚持考完拿到了毕业证。我很佩服他，我觉得他虽然外表一般，话不多，也从没有跟我说过甜言蜜语，可是他上进，有追求，跟着这样的男人，我心里踏实。一开始家里人都不同意，嫌他家条件不好。我对父母说，穷也不是一辈子卖给谁了，只要我俩一条心，能吃苦，我就不信我们会一直像现在这样。

2001年，我俩结婚了。那时候我们租了一间15平方米的小屋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早上连街边的糊辣汤油条都不舍得买来吃，去菜场买菜也是等到天黑买最便宜的。礼拜天的时候，就去天桥或路边摆摊。下雪了，天冷得受不了，我俩就站在摊边，边跺脚边说话。我穿了长长的棉袄，棉袄上是带着毛边的大帽子。全副武装的我只露出小半个脸，他就在旁边叫我“爱斯基摩人”。一旦有城管的人来撵，我们把地上的东西一卷就溜之大吉。他拉着我的手，跑到没人的地方，看城管没跟上来，就又在路边开张。他戏称这是“打游击”。东奔西跑的日子虽然很苦，但因为有他在身边，我还是觉得很开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