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片当中那位穿白衣服的女听众唐蕾，后来成为成都的摇滚“教母”。

北京，1990年的崔健。

　　1987年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专辑发表后，在北京前门大栅栏，崔健与他的乐队在做一个电视节目时引来大批群众围观。

　　1990年，北京之夏，左起：刘君利、崔健、甘利匡辅、刘元、刘效松、臧天朔

1990年4月8日起连续三天，崔健在成都演出，为亚运会募捐。

崔健和骑着自行车的朋友打招呼，这样的生活场景以后应该再也见不到了吧。

崔健在演出空隙到成都外文书店，被热烈的歌迷围观。

这张有一个小学生盘腿坐在地上的照片，据说是当时崔健在众多图片中最喜欢的一张。

    在八十年代的某一天，能在崔健的歌声中醒来是幸福的。广场像一艘沉船，崔健的歌声像桅杆上猎猎升起的一面残破的旗帜。我还记得那个广场的夏日，一个高音喇叭的超级女声在催促崔健离开，他只好离开了……再次见到崔健已经是10年后，在后来的无数次见面中，我从未提起当年猝不及防的那一次广场邂逅。直到现在，八十年代从广场被推向一个杯盘狼藉的肮脏酒桌，要求我们埋单走人，或者继续，抱头痛歌。

　　崔健被很多人用来缝合朝霞和晚霞之间长长的伤口。瞧，我的同学或同龄朋友，那些个大腹便便的正处或副厅，当年居然也曾头扎红巾在崔健的演唱会上怒吼。我的朋友X，1990年是川大学生，为崔健著名的成都演唱会打杂，卖票，献花，哭泣，呐喊……2000年，崔健来广州演出，X挺着大肚子去看，她说音乐一响眼泪就下来了。2005年，我在去北京的飞机上偶遇X，她的丈夫因一桩大冤案身陷囹圄已快两年，我问她要不要一块去见见老崔。这一次她看崔健已不是为了哀悼自己的青春，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力量。到头来她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个人的命运最终还是和国家的命运血肉相连，时代最终还是紧紧地抓住你，抓着你一起下沉，你所能做的只是奋力上升，上升，然后飞翔。

　　崔健将自己13年来的首次北京个唱命名为“阳光下的梦”，而此前，罗大佑给自己的北京个唱也命名了一个口号：“现在才开始”。显然这两个老家伙拒绝别人把他们当作老家伙，拒绝别人跑到自己家里来开怀旧派对。GDP与CBD、创意与创酷、小资与中产、孤狗大狗、超级女声与梦想中国……泡沫汹涌的“全球化”似乎正在埋葬罗大佑的“亚细亚的孤儿”和崔健的“北京杂种”。

　　于是我们奔走相告相拥而泣扑向全球化奶妈的怀抱。在时尚杂志上，我看到一场“新奢华主义”盛宴，在一个“私家海滩”上，上流成功人士们眼睛蒙着黑布，手端着鸡尾酒，面朝“私家大海”笑逐颜开，接下来他们的文艺节目是观看一帮大概是从什么世界大观跑来，把自己打扮得像不明种族的原始人的男女，在篝火旁载歌载舞。瞧，这就是中国上流社会的原始图腾。

　　这是两幅时代启示录。上流人士眼睛上的一块黑布让我联想到崔健那一块红布，私家海滩上的新奢华主义原始图腾，又让我联想到周越拍的当年崔健在京城大栅栏街上的演出。

　　再一次，我们与大街上的青春、大路上的中国迎面相逢。

　　再一次，我们从大地的根部、从时代的溃败之处生长。